梅家老宅的燈光,又一次徹夜未熄。但與之前應對危機時的緊繃和焦慮不同,這一次,彌漫在空氣中的是一種沉甸甸的、開創性的思考氛圍。
桌上鋪滿了各種材料:小晴帶來的激進芯片設計資料、阿鵬團隊的測試與風險評估報告、從各大高校和研究機構搜集來的關于ai倫理的前沿論文摘要、以及梅家自身草擬的初步規范草案。
梅小紅翻看著一份關于西方ai倫理準則的文件,搖了搖頭:“這些東西,聽起來道理都對,什么公平、透明、無害……但總感覺隔了一層,像是哲學家在云端里定的規矩,落到我們車間里,怎么用?怎么算公平?機器判斷一個零件瑕疵,誤差率多少算透明?它為了‘無害’而停止一條生產線,造成的損失又怎么算?”
她的話粗糙,卻點出了關鍵:倫理不能只是空洞的原則,它必須能嵌入具體的生產流程,能被每一個操作工和工程師理解和執行。
梅小艷則從另一個角度思考:“麗麗,小紅姐,我們是不是應該讓更多人一起來想這個問題?不只是專家和管理層,還有車間的老師傅、合作社的農戶、甚至是我們產品的用戶?技術的好壞,最終是體現在人身上的。他們的擔心和期望,才是最該被聽見的‘心跳’。”
小麗聆聽著兩位姐姐的話,目光落在母親常坐的那張舊藤椅上,仿佛能感受到那份沉淀的智慧。
她腦海中逐漸形成一個清晰的構想:梅家需要的,不是照搬任何現成的倫理框架,而是要創建一套根植于自身土壤、融合了技術創新、工人權益、人文關懷和可持續責任的“共生”準則。
“我們要寫的,不是一本束之高閣的行為規范,”小麗的聲音打破了沉默,帶著一種決斷后的清晰,“而是一份能讓機器‘聽懂’、讓人安心、讓未來負責任的‘新契約’。”
接下來的日子,梅家集團開啟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草根倫理建構”行動。
小麗親自掛帥,成立了“人機共生準則”起草委員會,成員不僅包括阿鵬等技術骨干、外聘的倫理學家和法律顧問,更包括了自愿報名的各級員工代表、合作社農戶代表,甚至通過小梅的元宇宙平臺,邀請了部分長期用戶參與線上討論。
會議室變成了吵吵嚷嚷的“議事堂”。
一位老電工師傅指著芯片自主優化可能導致功耗波動的數據,粗著嗓子說:“這玩意兒自個兒瞎省電,萬一我正檢修呢,它把我照明電路給‘優化’關了,摔著我算誰的?得給它立規矩!任何時候,人的安全指令是最高優先級,它得‘聽勸’!”
他的話,最終被提煉成了準則里的“人類優先與安全冗余原則”。
一位年輕的數據標注員姑娘怯生生地提出:“‘慧眼’系統判斷產品瑕疵,有時候我們也看不懂它為啥那么判。能不能讓它‘解釋’一下?比如在屏幕上標出來,是哪個像素點、哪個紋理特征讓它覺得不行了?不然我們心里沒底,也不敢隨便否決它。”
這推動了“算法可解釋性與人工復審權”條款的誕生。
合作社的王大姐則更關心數據帶來的收益:“麗總,你們說數據收益歸我們,好!但我們咋知道賣了多少錢?又咋知道分得公不公平?這賬本不能是黑盒子!”
于是,“數據權益透明化與集體決策機制”被寫了進去,并承諾使用區塊鏈技術記錄數據流轉和收益分配,向權益基金委員會公開。
小梅帶來的元宇宙用戶則擔心虛擬世界中的倫理問題:“你們的ai以后要是管著元宇宙里的經濟系統,它會不會偷偷通貨膨脹?或者偏袒某些玩家?得防止它學壞了!”
這引申出了“虛擬環境倫理約束與防操縱機制”的初步思考。
這場大討論本身,就成了梅家凝聚人心、提升全員倫理意識的過程。
工人們發現,那些高高在上的科技倫理問題,原來與自己的日常工作、切身利益如此息息相關,而自己的聲音,真的能被聽見、被尊重。
與此同時,阿鵬帶領的技術團隊面臨著最艱巨的任務:如何將這些文字化的倫理原則,轉變成機器能夠理解和執行的代碼?他們與清華校友合作,嘗試在“慧眼”系統和新芯片的底層架構中,嵌入一個獨特的“倫理約束模塊”。
這個模塊不像傳統程序那樣追求效率最大化,而是像一個永恒的“剎車”和“羅盤”,實時監測系統的決策和行為,一旦觸及倫理紅線(如未經授權訪問數據、資源分配嚴重不公、無法解釋的關鍵決策等),就會觸發強制干預或警報,將最終控制權交還給人類操作員。他們稱之為“謙卑性代碼”。
就在梅家內部緊鑼密鼓地推進準則制定和技術落地時,省工信廳的一位領導帶隊前來調研,目的本是了解此前數據泄露事件的后續處理以及梅家電子廠的經營狀況。
小麗抓住機會,沒有過多辯解,而是直接將還在完善中的《梅家集團人機共生準則(草案)》以及“倫理約束模塊”的設計理念做了詳細匯報。
出人意料的是,領導們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當